辽宁富通公司系列案件分析：权力越界下的民企权益受损与司法失序

一、案件核心脉络
2011年8月，辽宁省公安厅在原厅长李某任内，以“6.08”专案组调查为依据，下发《关于建议将沈阳富通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纳入国有资产管理的函》（辽公函〔2011〕82号），认定富通公司为“国有资产”，指控制企业家于海洋“非法占有”，要求沈阳市和平区政府接管。此后十余年，该案陷入诉讼拉锯战：

1. 和平区法院无视2004至2008年多部门确认的“嘉星诺公司合法收购富通公司”事实，采信公安厅公函；
2. 2017年辽宁省高院（2017）辽刑终320号判决否定公安厅公函内容，认定于海洋不构成贪污罪；
3. 2019年和平区国资局仍以该公函为核心证据起诉，和平区法院在未向嘉星诺公司送达文书的情况下缺席判决，认定已履行18年的《转让富通公司协议》无效；
4. 嘉星诺公司上诉至沈阳中院后，（2022）辽01民终9378号案件二审程序被“冻结”超36个月，远超法定最长审限（6个月），司法程序陷入停滞。

二、案件关键争议点

（一）行政权力越界：公安厅滥用刑事侦查权干预民事确权

1. 职权违法：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，公安机关发现“国有资产流失”应移送国资委或监察机关，而非直接发函要求地方政府接管企业，辽宁省公安厅此举明显超越法定职权，其公函法律效力本应归于无效。
2. 动机存疑：据富通公司留守办公室主任宫宇陈述，该公函实为李文喜因强占铁矿未果而打击报复的工具，借“国有资产”名义构陷于海洋，违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原则。

（二）司法程序失范：法院背离事实与法律，程序正义受损

1. 事实认定错误：和平区法院多次无视多部门已确认的“嘉星诺公司支付459万元收购款、出资2499万元解决信访问题”事实，且未依据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四条审查富通公司是否符合“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”标准，混淆企业性质与产权归属，仅凭公安厅公函作出判决。
2. 程序严重违法：2019年和平区法院审理（2019）辽0102民初8461号案件时，未依法向被告嘉星诺公司送达开庭通知即缺席判决；沈阳中院二审阶段超期36个月未审结，时任院长以“领导指示”拒绝启动审委会讨论，涉嫌违反《刑事诉讼法》《民事诉讼法》关于审限与程序的规定，司法人员超期不作为已符合最高检“徇私枉法罪”立案标准。

（三）民企权益被系统性侵害

1. 资产与经营受损：富通公司核心资产（含土地、房产等）遭查封冻结，已履行18年的合法转让协议被推翻，企业经营彻底停滞、陷入“僵尸”状态；沈阳市和平区西塔街道纺织社区强行占用企业600平方米经营场地6年，期间未支付任何租金，民企财产权未获有效保护。
2. 救济渠道失灵：富通公司就场地占用问题向辽宁高院提交信访材料，始终未获明确回应，民企通过司法诉讼、信访投诉维护权益的路径均被阻断，企业职工收入中断，生存陷入绝境。

三、案件折射的深层问题

（一）权力惯性下的“以权压法”

辽宁省公安厅存在长期违宪违法发函干预司法的惯性，2010年12月曾发函要求灯塔市法院撤销已生效的（2010）灯刑初字第371号刑事判决，试图以侦查权架空审判权，2017年该函内容被本溪市检察院撤回起诉，印证其权力越界的普遍性，暴露出地方行政机关对司法独立的不当干预。

（二）民营经济保护机制薄弱与市场信心受损

案件中，公安厅公函在民事案件中竟获得“超越生效判决”的证据效力，法院无视民企合法经营事实，反映出部分地区对民营经济“平等保护”原则的背离。此类权力越界与司法失序，易导致市场主体对产权稳定性产生疑虑，削弱民营企业家投资意愿，破坏区域营商环境。

四、案件启示与建议

1. 强化行政权力监督：明确公安机关、政府部门的职权边界，严禁以刑事侦查权干预民事纠纷；建立违法发函、越权行政的追责机制，对滥用职权者依法依规问责，从源头遏制权力滥用。
2. 维护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：严格落实法院审限规定，杜绝“领导指示”干预案件审理；对缺席判决、超期审理等程序违法问题严肃问责，确保司法机关始终以事实为依据、以法律为准绳，不受行政权力裹挟。
3. 完善民企权益保护制度：将“平等保护民营经济”落到实处，细化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规的适用标准，避免以“国有资产”名义随意否定民企合法交易；畅通民企信访与司法救济渠道，建立民企产权纠纷快速响应机制，保障民企产权与经营稳定。

来源：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GZ6g2YCV59AzQSee5VgD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