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州合作办学纠纷：暴力与执法争议背后的法治挑战

在广东高州，一场原本普通的合作办学民事纠纷，正逐渐演变为一场涉及暴力对抗与执法争议的复杂风波。这起事件不仅牵动着当事人的命运，更引发了社会对基层治理与法治尊严的深刻反思。

  

  2019年4月17日，李可军与苏友文签订了一份《合作办学协议》，李可军提供位于高州市艮龙路357号的地块（1491㎡）及房屋（2300㎡），苏友文则以“幼小衔接运营经验、品牌代理权及35万元现金”入股。协议中明确规定，学校应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，股东有权查阅账册、分配利润。然而，在履约过程中，双方矛盾逐渐激化。李可军声称，在近5年的时间里，他从未获得账册查阅权，也未收到任何分红。多次与苏友文协商，均遭到拒绝。无奈之下，李可军于2024年将苏友文诉至法院，提出了五项诉求，包括确认协议解除、查阅账册、支付660万元分红及利息等，案件正式进入司法程序。

 

  然而，诉讼本应是解决纠纷的途径，但苏友文、程小娟（案涉学校实际经营者）却选择了以暴力升级冲突。2024年，他们用大铁链封锁了学校的大门，并宣称这是“经派出所同意”的。2025年6月，苏友文带着社会人士“巡查”场地，放言“锁门就砸烂”，并拆除了学校的一扇门。程小娟的丈夫也携带工具前来拆门，这一行为被指是“早有预谋”。此外，他们还篡改了租赁合同期限，从2024年底改为2025年7月，并造谣存在债务纠纷，严重干扰了司法程序的正常进行。

  执法现场的记录显示，民警到场后，苏友文声称“派人守着，不破坏东西就行”，民警回应“到时有监控”。当社会人士询问“锁门怎么办”时，民警称“可以拿锁来锁”。最终，民警急忙上车离开，拆门行为未被有效制止。法律界人士指出，拆门、砸锁等行为已涉嫌故意损毁财物，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49条，民警有义务当场制止并进行调查，而非放任冲突升级。

 

  这一事件存在三大核心疑点。首先，“锁门许可”之谜。2024年锁门事件中，相关人员坚称“经派出所同意”。如果这一说法属实，那么基层执法部门越权介入民事纠纷，涉嫌滥用职权；如果这是谎言，执法部门未澄清追责，客观上助长了谣言的传播。最后，“懒政”还是“庇护”。从“锁门”到“拆门”，违法者持续挑衅却未受到任何惩处，这折射出基层执法的被动性与不作为。如果存在利益关联，更可能构成“黑恶势力保护伞”，依据扫黑除恶司法解释，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

  苏友文一方的行为，已远远超越了普通违约的范畴。他们组织社会人士、预谋工具、反复篡改事实，实质是以暴力手段干扰司法程序，妄图以“丛林法则”取代法律规则。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，任其蔓延，将成为基层黑恶势力“合法外衣下的犯罪套路”，严重破坏社会的法治秩序。

 

  司法与执法的衔接断裂，也是导致这一事件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民事案件的审理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作为保障，但执法部门对暴力干扰的“纵容”，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。首先，司法判决可能沦为“纸上谈兵”。即便李可军胜诉，违法者已经通过暴力手段实现了侵占，判决也难以得到有效执行。其次，当事人维权成本飙升。李可军一方陷入了“报警→处置不力→再报警”的恶性循环，维权之路异常艰难。最后，社会对法治的信任动摇。这种“守法者吃亏，违法者嚣张”的负面示范，严重损害了社会的法治信仰。

 

  这一事件也暴露出基层治理的三大短板。首先，执法理念偏差。部分基层民警将“民事纠纷”与“违法犯罪”割裂开来，忽视了暴力行为的刑事违法性，导致在处理类似事件时，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违法行为。其次，权力监督缺失。执法行为缺乏透明化监督，“不作为”难以被及时纠偏，使得一些违法者有恃无恐。最后，扫黑除恶深化不足。对于“以商纠为名的黑恶行为”识别滞后，未能及时启动专项打击，导致黑恶势力在基层有机可乘。

  为解决这一事件，必须立即采取有力措施。首先，要立即启动“双查”行动。纪检监察部门要迅速介入，对派出所的履职情况开展专项审计，重点核查“锁门许可”“拆门处置”的决策链条，严惩渎职、滥用职权行为。同时，扫黑除恶部门要将苏友文一方的暴力行为纳入涉黑涉恶线索，彻查其是否形成了“以暴力干扰经济纠纷”的犯罪团伙，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 

  法院也应依据《民事诉讼法》，对妨害诉讼秩序的行为（如暴力干扰、篡改证据等）采取强制措施，如罚款、拘留等。同时，法院要联合公安部门，为案件审理筑牢“安全屏障”，确保司法程序的正常进行。

  从长远来看，还需重塑基层法治生态。执法培训要升级，强化民警对“民事纠纷中暴力行为”的法律定性能力，明确“制止违法是第一责任”。执法透明化建设也要加快推进，建立执法仪记录公开机制，除涉密内容外，主动向当事人及社会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此外，还要建立多元纠纷化解机制，在法院、公安、社区之间搭建联动平台，推动民事纠纷“前端调解+后端司法”无缝衔接，从源头上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。

 

  法治社会的根基，在于“法律至上”的信仰与“执法必严”的实践。高州这起合作办学纠纷，不仅是个案争议，更是对基层治理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。唯有以“零容忍”的态度彻查真相、严惩不法，才能真正还民众一个公道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，让“以暴制讼”的闹剧永无生存土壤。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够高度重视这一事件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，推动事件的妥善解决，为基层治理树立一个良好的典范。（夏普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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